老 惠

老惠，我在羊儿洼油田时结识的工会干事。他负责厂里的电影队和图书馆。平时，也组织职工们歌咏比赛和体育比赛。

老惠组织全厂职工篮球比赛的那年秋天，我正在下面一个采油小队跟班实习。

所谓“跟班实习”，就是跟着职工师傅们“三班倒”。按厂里的规定，当年分配到羊儿洼油田的大学生，一律要到基层去“锻炼”，即跟班实习。并要在各个岗位上“轮换”一遍。然后，再根据我们个人表现和厂里的实际工作需要，逐步调整我们的工作岗位。

厂里篮球赛轮到我们釆油队的那天，恰好我倒休。我很从容地跟着篮球队去看热闹。

那时间，我还不认识老惠。但老惠在篮球场上做裁判的架势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当天，他穿一身黑（黑短裤、黑丅恤、黑色运动鞋），一只锃亮的铁哨，如同一个小怀表似的，用一条大红的扁带子套在他的脖子上，一闪一闪，很鲜亮。当时，老惠留一个鸭屁股似的长发型。我说的“鸭屁股”长发型，是指他脑后那片头发留得很长，一直盖住他脑后的脖胫儿。当然，他脑门前的头发也很长，只是被他一甩一甩地给甩到耳根子两边去了。

哨声响起时，老惠与球员一起跑动。他甚至比球员跑动的还要快。

期间，某个球员犯规时，他先是鼓圆了腮帮子，猛一吹哨“嘟——”，并随着哨声响起，他会做出一个较为敏捷地指认动作——一条腿往前弓起，一条腿在后面绷直，右手食指与中指同时也绷得很直，直指那个犯规的球员，告诉那球员，是你违规了。

数年以后，我在电视上看到航母上指挥战斗机起飞时，有两名导航员，屈膝引航的姿势，就是当年老惠指认球员违规时的样子。很敏捷，也很威武。

至于，球员在球场上了犯了什么错误，他也会用肢体语言告诉观众和场外的助理裁判。如球员带球跑步了，他便用双臂在胸前快速一绕，示意你刚才是带球跑步。

那个时候，他是不跟球员讲话的。而是很快又吹起哨声，示意比赛继续开始。

那是我头一回见到老惠。时间是一九八五年深秋。

当时，我不知道他姓惠。只知道他是我们采油总厂工会的干事。

后来，也就是当年年底，总厂抽调我去撰写劳动模范材料，把我临时安置到厂工会，我才正式结识了老惠。

我到厂工会报到那天，老惠正组织“迎新年图片展”一一展示全厂职工一年来奋战在油田第一线的各种工作、生活的画面。

白天，一整天我都没见到老惠，一直到晚上下班以后，整个机关里没有什么人了，我才见到老惠带来两位身材好、长相也很好的讲解员——一个是原来那个釆油队的女工，我认识。但我在队上没有跟她讲过话，她好像还是个姑娘。另一个年岁大一点，看发型，应该是结过婚的媳妇，很俊俏，穿着打扮都很漂亮。

她们都是老惠从基层采油队抽上来的。老惠带她们现场布置图版，并教给她们讲解词。可能已经忙乎一天了。晚上带她们到办公室，是安排她们住宿的。

油田会战时，我们厂部就建在野外。当时，好像是借用部队一个废弃的营房为厂部。两排很低矮的红砖平房，总共有十四五间房子，我们厂工会占了两间。

老惠见到我时，他可能已经知道我是来写材料的。他没怎么搭理我，只是告诉那两个讲解员——一位住在我隔壁的一间办公室；另一位睡到我们平房外面的一间堆放电影器材的木板房里。

当时，我还想：如果不是我临时占用了一间办公室，没准那两个讲解员，就可以一人住一间办公室了。可过后我又想，不对呀，那两个讲解员，可以同时支两张折叠床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呀。老惠怎么单独把那小媳妇安排到我们办公区外面的电影器材房里呢？

后来，也就是为期一周的图片展快要结束时，老惠与我多少有些熟了，他在一天晚上,把慰问病号的夹心饼干拿出一盒给我吃时告诉我，说那两个讲解员所使用的扩音器和话筒（麦克风），都在那间堆放电影器材的木板房里。夜间，必须要有人看守着。言下之意，那个小媳妇单独住在器材房里，是看守贵重物品的。

当时，老惠已经结婚成家了。他爱人就在我们厂里上班，我见过一回，也挺漂亮的。老惠搞图片展的那几天，她抱个两三岁大的小男孩子，到我们办公室来过。她还问我老家是哪里？想不想家？有没有对象呢。

老惠比他媳妇大七八岁。听厂里人说，老惠的媳妇当初为了嫁给老惠，与家里人都闹翻了。

老惠的老丈人是我们厂后勤处的处长，掌管着全厂职工的福利。我刚进厂时，组织上发给我的石油工人“道道服”，就是老惠的丈人签字以后，我才领到手的。应该说，那人的权力挺大的。他看到老惠年岁比他女儿大很多，再加上老惠那人是地方上土地带人带进油田的，整天蹦蹦跳跳的，没有什么真本事(指釆油技能），总觉得把闺女许配给他不靠谱。

可老惠当时算是文艺青年，他不光是篮球场上当裁判挺威武的，他在戏台上穿上西服、扎上领带，打起架子鼓时，头发依然是一甩一甩，很有范儿呢。所以，那个年岁比老惠小七八岁的后勤处长的女儿，铁了心地就要嫁给他。

我与老惠接触的时间很短，写完那批“劳模材料”不久，我便离开工会，调到厂里宣传部工作了。再后来，我因为两地分居，从油田调回地方一一离开油田了。

但我大学毕业十年时，我们那个班的同学，回北京母校搞了个小型聚会。期间，我专程拐到北京东郊的羊儿洼油田去看了看。于是，我首先想到了老惠。可当我找到厂工会以后，人们告诉我，说他调到别古庄油田去了。

别古庄油田，是我们总厂下面的一个分厂，或者说是一个基层采油队。

当时，我还在想，老惠调到那边当领导去了。尤其联系到他岳父当时已升任总厂领导了，提拔他个乘龙快婿到基层去当头头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嘛。

但我没有料到，当我驱车五十多里，在别古庄油田见到老惠时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发型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，长长的“鸭屁股”扣在后脑勺上，但他那长发中，有了许多花白的发丝。转眼十年了，老惠老了不少。

我没好问他怎么从总厂，调到这基层采油队的原因。我只是问他：“现在干什么？”。

老惠含糊其辞地说：“改制，改制了！”

是的，我离开油田的那十年，正是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年。老惠所说的“改制”，是说油田深化改制以后，把他从总厂，改制到下面的基层采油队了。

但我心里明白，老惠的事情可能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，他应该是犯事了。我甚至想到，他的问题，十之八九是出在男女关系上。因为，当初我在工会写“劳模材料”时，曾看到他每晚都到那个讲解员的器材房里去。

当时，我一味地认为老惠那是去找讲解员谈工作。没认为老惠会与那个讲解员有别的什么事儿。可等我回到地方，有了家庭，懂得男女之间的事情以后，再回过头去想老惠当年把那两个讲解员分开居住，而且他不分时候地去找那小媳妇谈工作，显然是不合情理呢。

回头，我要走时，老惠很是亲热地扯住我的手，要跟我到门口的餐馆里弄两盅。我告诉他有人给我安排了午饭，并想带他一起去。

老惠冲我摆摆手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想跟我去，还是他在工作时间不能离开岗位。我便追问了他一句，你目前的具体工作是干什么？

这一回，老惠没有背我。但他冲我尴尬地笑了一下，头一仰，指了指院子里一棵高高的大杨树，自我调侃说：“我就等着树上哪一片叶子突然掉下来，我好及时把它接住。”

原来，老惠被安排到那边去做环卫工人了。

那一刻，知觉告诉我，老惠原来的家庭，可能是解体了。否则，他那个做上总厂高层领导的老丈人，是不会那样安排他的。

老 顾

事情是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传到机关的，很快就在各个科室传开了——计生办的老顾，官称顾主任，与锅炉房韩瘸子媳妇勾搭到一起，被韩瘸子当场给“捂”到床上了。

“听说了吧，老顾，计生办的老顾。”隔壁办公室的人跑过来说老顾的事，脸上挂着笑容。

好像老顾那事，是一件十分令人欢欣鼓舞的喜庆事儿。

符合那个话题的人，可能早几分钟就已经知道了老顾的事情，同样是面带笑容地说：“听说裤子都被瘸子给抢去了！”

“什么裤子，是短裤，内裤！”显然，这一位知道的内情更多一些，并具体说道：“当时，他们的上衣、裤子扔了一地。”言下之意，瘸子进屋以后，首先把“证据”给抢到手。

其实，现场的情况不是那样的。瘸子进屋以后，摸了根棍子，就与床上的老顾”噼嗵扑嗵”地打了起来。后来是瘸子媳妇抱住瘸子，老顾才得以脱身。现场的局面应该是一片混乱的。混乱中，瘸子家的一只暖水瓶还被打碎了，“嘭！”地一声脆响，左右邻居都听到了。

“这下，可有老顾好看的啦！”

“就是！”

“…….”

大家在谈论老顾的事情时，也都在猜测，老顾是怎么把瘸子媳妇给勾搭到手的？

有人给出答案，说：“就怪老顾那个职业！”

老顾的职业，是提倡优生优育，告诫适龄妇女要节育上环，夫妻生活要吃片片，上套套。

人们分析：老顾一个身体棒棒的大男人，整天和那种事情打交道，什么人能经得住诱惑。好像老顾分管计划生育工作，就应该在那方面出点事情似的。

人们猜测，老顾与瘸子媳妇上床的时间，应该是下午上班以后。具体是下午一上班他就去了瘸子家，还是上班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才溜到瘸子家去。这个问题，对于后期处分老顾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。

羊儿洼油田会战初期，厂部机关与家属区紧挨着。

油田上征用地方的土地，都是有条件的。每亩地要付给地方上不少钱。同时，还牵扯到一个土地带人问题。为节省用地，当时的机关办公区与家属区，只隔着一条马路。老顾上个厕所的空档，就可以溜达到家属区那边去的。

说是家属区，其实只有少部分双职工住在那里。油田上单身汉多。好多男人，包括老顾那样的机关干部，老婆、孩子都在老家，远隔千里之外呢。

但是，地方上土地带人来的那部分职工不一样，他们原本就是本地方人，一朝成为石油工人，身份和地位瞬间提升，缺胳膊少腿的男人，都能在老家娶上个上等的好媳妇。如韩瘸子，尽管他腿上有残疾，走道时要一只手捂在膝盖上，可他自从穿上石油工人的“道道服”，村子里好看的大姑娘任他挑呢。况且，婚后不久，韩瘸子就把自个的俊媳妇领到油田家属区来居住了。

油田家属区，原是一片低矮的黑洞洞的木板房。如同时下种植蔬菜的大棚子一样，一排一排的前后隔开，还横七竖八地拉扯上绳索，怕大风来袭时，把那活动的帐篷、木板房子给掀了顶子或是给连根刮跑了。然后，再一家一家的分出隔断来。有道是“远处看油田，一片砖头压油毡”，说的就是那一时期石油工人的居住区。韩瘸子把媳妇领来，就住在那样一间盆碗锅灶都堆在床边的帐篷里。

老顾呢，他负责全厂的计划生育工作。每过一段时间，他就要一家一户地上门检查工作。其实就是查看人家小媳妇怀没怀孕。送一些避孕器物给她们。如避孕套，避孕药等等，有时，还要现场教给她们怎样使用呢。

期间，说不准是什么时候，他瞄上了瘸子媳妇，三天两头往瘸子家里跑。跑着跑着，就跑到人家床上了。

事后，也就是老顾在床上被韩瘸子给逮着以后，大伙儿议论起那件事情时，说：“老顾，肯定不是一回了！”。

那话里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老顾是头一回去睡瘸子媳妇，不可能当场就被瘸子给抓到的。

那个时候，正是机关的上班时间，韩瘸子应该在锅炉房烧锅炉才是，他怎么想起来上班时间，突然返回家中，去把老顾给“捂”到床上了呢？

有关这个话题，大伙给出的论断是——在这之前，瘸子肯定是看出什么破绽。

也就是说，老顾一回又一回地去睡瘸子媳妇，已经露出马脚了。瘸子这才设了个“套”儿逮到他。

印象中，那个就要下班的傍晚，整个机关都在谈论那个话题。说什么的都有。甚至还有人跑到韩瘸子家那边去看了现场呢。

厂里领导掌握到老顾的情况后，于第二天，还是第三天给了老顾一个处理决定：清理出厂机关，调离他到一线采油队去。

那个时候，组织上处理那类事件，都是打发他们到基层去，接受一线工人的再教育。如果犯事的人本身就是一线工人，那就给他换一个更为艰苦的工种。譬如原来是拎着样桶取油样的采油工，出事以后，就把他调到修井队去，让他整天弄得一身油污，看他还有没有心思去搞女人。

组织上在给老顾的处理决定上，模棱两可地写道：顾长忠（即老顾），身为厂部计生部门的主要负责人，上班时间，肆意脱离工作岗位，在群众中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。鉴于上述情况，经组织研究决定，即日起调离现任工作岗位，到别古庄油田去接受一线工人的再教育。

别古庄油田，是总厂下面的一个基层采油小队。那里缺水少电，生活条件实在是艰苦得不能再艰苦了。

老顾的几个同乡，得知老顾被免职，要离开机关了，都过来安慰他，劝他不要当回事情，并说，人嘛，到哪里都能活命。其间，还有人看到厂部的处理决定以后，为老顾打抱不平，说：“你的工作性质，就是要上门做好服务。这文件上怎么说你上班时间肆意脱岗呢？”

老顾一脸委屈地说：“这理，跟谁讲去！”

好像他老顾睡了人家瘸子媳妇，得到眼前的这个处理结果，是很不合理的，他心里感到很委屈。

改天，老顾的脸上还挂着“彩”呢，便卷起铺盖卷儿，搭乘当地老乡的一辆毛驴车，灰头土脸地到别古油田报到去了。

而瘸子的媳妇不是油田上的职工，组织上不好处理她。瘸子也没有处理她，只是让她做了个口头保证，保证以后不要再与老顾来往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

但瘸子并不知道，他媳妇手上正在使用的那个粉红色的化妆盒，是老顾给买的。

那个化妆盒里，有眉笔，有粉饼，有指甲刀、小镜子，还有一个像小饭勺一样的银亮亮的耳窝子，那是用来挖耳屎、挠耳痒的。

每回，瘸子媳妇在机关浴池里洗过澡，她都会用那个小耳窝子掏掏孔里的水花与耳屎，还怪舒服呢！

大 姐

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“大姐不是我的亲姐，她是我原来那个单位的同事”，说的就是眼前的这位大姐。

那是一天清晨，机关里的工作人员，都赶在八点钟之前的那十几分钟里，陆续都走进我们当时较为简陋的办公区。我头一天晚上与我的同学说到当初我大学毕业后，为什么执意要分配到眼前这个偏僻的羊儿洼油田来，就是因为文学，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位写小说的大姐。

我那位带着新婚妻子来北京旅游，顺便拐到油田来看我的高中同学，听我那样一说，就想看看我说的那位大姐。

次日，机关人员上班时，我与我那同学站在窗户后面，看到大姐单肩背着一个超出她身体宽度的棉布包，如同到百货公司逛店一样，一路思量着什么事物的样子，向我们厂部办公区走来。

印象中，那天大姐穿了一件白底蓝杠的短袖衫，留齐耳短发，独自一人行走在上班的路上，有机关的同事从她身边擦肩而过，人家同她打招呼时，她时而微笑。时而，也挥一下手臂，示意对方先走。而后，她仍然是很从容地样子，从我们窗前走过。

我那同学随之感叹，说：“气度不凡！”

其实，大姐不光是气度不凡，她人也长得漂亮，高高的个子，雪白的脸。她微笑时，会有两颗略微重叠一点的门牙显露出来，很耐人寻味的。

大姐工作在党委宣传部，与我们工会的办公室隔着纪委和团委。也就是说，我沿着走廊，向东跨过四五个办公室的房门，就到了大姐办公的房间。

大姐一人一间办公室。那是厂里对她的特殊照顾。

八十年代中期，文学尚热。我们全厂上下，都知道大姐写小说，人人都很尊敬她，崇敬她。厂里领导在我们办公室极为紧缺的情况下，特批了一间办公室给她。

就那，大姐还不是天天来上班。大姐不来上班时，就在家里写作，或是到上面去开会，开文学方面的会。有一年，她得了《长城》文学奖，到石家庄去领奖时，还把她丈夫——厂部卫生院的王大夫，也带到石家庄玩了一圈呢。

大姐的办公室，不是靠窗口支桌子。而是直抵墙的一角，如同仓库保管员那样，摆放一桌一椅，面壁角而坐。若是有人来找她说事儿，她会坐在椅子上，把身体转过来跟人家搭话儿。好在大姐办公室里，很少有人去打扰她。因为，大家都知道大姐上班时间会写作。唯我除外。

我那时是文学青年。

我曾把自己的一篇习作拿给她看。她“焐”了几天，还给我时，用铅笔给我写了几个字：准确地说，你这是故事，不是小说。

事情过去很多天以后，她又冷不丁地想起我那篇习作，问我：“头顶上滑倒了苍蝇，你那样的写法脏不脏呀？”

那是我写的一位乡间小媳妇，说她的头发梳得光滑，能滑倒了苍蝇。

大姐还问我：“酱色是什么颜色？”

我想了想说：“咖啡色。”

大姐说：“对呀，你写咖啡色多好！”

但大姐并不知道我是农村出来的，从小到大，尚未吃过咖啡呢。

好在，我从大姐的话语中，感悟到小说的语言，要讲究美。

大姐没事时在屋里看书，或是在她那空荡荡的房间内转圈。我时而跑去告诉她：

“下午三点钟，机关开澡堂。”。

那一定是周三，或是接近周末的某一天。当时，我们机关澡堂每周开放两天。

要么，我去告诉她：“机关分梨了，就在生活区路口那儿。”。

“……”。